【安防展覽網 智慧城市】 美國作家愛德華·格萊澤在《城市的勝利》一書中所說：“佛羅倫薩的街道給我們帶來了文藝復興，伯明翰的街道給我們帶來了工業革命……漫步在當代的城市——不論是沿著用鵝卵石鋪就的人行步道還是在四通八達的十字街頭，不論是圍繞環形交叉的路口還是高速公路——觸目所及的只有人類的進步。”
城市，一直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標志，是人類利用資源、創造文明能力的高表現。人類每次科技的飛躍，都將使城市形態產生巨大的變革。
技術變革在劇烈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的同時，必將重新塑造城市形態。正如每一次技術進步，都會帶來城市形態的更迭。
信息化、互聯網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里就*，云計算、物聯網、AI又相繼成了新技術的焦點，城市相應地以智慧化武裝自己，是水到渠成。
此外隨著風險社會的到來，大城市病、公共危機、環境威脅等城市治理痛點迫切需要智慧城市提供解決方案。
根據聯合國預測，1950～2050年的100年內，城市化率將翻番，2050年將有68.4%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而用先進的技術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成為眾望所歸的解決方案。
例如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除了借助智能化交通系統來幫助市民大幅縮短通勤時間，政府還與麻省理工學院合作，通過路燈上的傳感器實時搜集路況與車流量信息，智能化調整交通信號，以減少騎乘人士被紅燈攔下的次數，引導市民選擇自行車出行，帶領城市達到節能減排的目標。
一、 星星之火，卻難以燎原？
盡管作為未來趨勢，智慧城市來勢洶洶，但大部分智能城市項目還處于非常早期的階段，很多項目甚至只是空有其名。為何智慧城市這把性的星星之火，卻難以燎原？
首先，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作為開發項目，智慧城市建設也逃不過投入產出的商業地產邏輯，土地、融資、建筑安裝等高昂成本都是擺在眼前的問題。
韓國自2002年起陸續投入4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800億元)，計劃在仁川市松島地區建成世界首座智慧城市——松島新城，但這座城市至今未能完工，有媒體將之稱為“另一座切爾諾貝利”。
而未完工的原因就是資金枯竭，無以為繼。其次，錯把手段當目的，陷入唯技術論的窠臼。
當下，科技正在替代生活，手機像輸液器，互聯網供養著人群。然而，僅僅采納任何一項技術本身，不管多么的優秀，都不能解決城市問題。
在技術至上的思維基礎上建設出的不是智慧城市，而是迷失在技術里的城市。事實上，城市與手機、平板不同，其智慧化不僅是技術和資金的問題，更涉及一系列基礎設施、法規政策、社會關系、政治利益甚至大眾觀念的角力。
短時間建造出的新技術烏托邦都是空中樓閣，要么集成一些現成技術匆匆上馬，要么就只能淪為面子工程。當下普遍存在的數據孤島即為典型。
在中國，部分職能系統是垂直延伸的，比如*有自己的數據系統，衛生、稅務和法院等部門也各自有系統，縱向信息或許能實現共享，但橫向數據流通卻有阻礙，這就造成了“條狀孤島”；而先地方再中央的模式，則造成了“塊狀孤島”。
如此一來，以技術提質提效、改善民生，成為一句空談，智慧城市似乎也淪為一場技術理想主義的狂歡。
二、智慧城市的“平衡車”
在種種誤區之下，諸多所謂的智慧城市其實就像是一個搖搖欲墜的高塔，規劃者在塔底講著或將成真的故事，搬幾塊磚就算開工了。
但實際上，即使基礎設施能夠一蹴而就，相關的信息安全技術、倫理道德框架、基礎科學研究和人類社群本身完全沒有準備好。要支撐智慧城市的高樓穩穩建起，需要把握四大平衡：
1.經濟上，近期投資與遠期回報的平衡
高科技長遠來看的確能降本增效，提高城市運行效率。
但超前技術帶來超高成本，資本總是短視的，而城市發展是緩慢的，一項改變城市的技術從驗證有效、示范成功到商業應用，周期比一般的產品還要漫長得多。對此，一方面可利用PPP模式、產業引導基金等，廣泛引入社會資金；
另一方面可引入市場服務，分散成本。如今一些互聯網巨頭已經使得城市的各個領域——包括政府的一部分治理功能——逐步實現智慧化，例如無現金支付、共享經濟、智慧交通等，完全可以由市場來提供智慧城市服務。
如果地產商、園區運營商和城市政府需要服務，向這些智慧技術的擁有者購買一部分自己需要的服務即可，能夠大大降低政府和企業的建設成本。
2.技術上，數據利用與隱私風險的平衡
過去10年，科技公司正從代表進步力量的形象，慢慢轉變成資本主義霸權的圖騰，而個人、家庭的生活信息通過物聯網*暴露，成為砧板上的魚肉。
在這種背景下，智慧城市面臨這樣一個安全悖論：我們是否要為了人身安全而犧牲個人隱私？
這就需要更完善的監管框架來監督新技術和數據的使用，將數據捕獲限制在整個城市的“低限度”，只搜集解決現有問題所需的數據，而不傷害個人隱私與信息安全。
3.機制上，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平衡
在一個智慧城市項目中，企業作為技術的倡導者和直接受益者，總會更有動力去推動其落地；政府的訴求相對多元，雖然在刺激產業和就業領域與企業有著共同的訴求，但守夜人的職責要求其通過政策法規，守住社會公平和公共利益的邊界；公眾則為保守和分裂，即使嘗到了甜頭，也很難對大的變革達成共識，畢竟所有的變革都難免會給一些人群帶來陣痛。因此，在大規模的智慧城市項目中，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與統籌推進固然重要，自下而上的市場化創新研發及公眾的廣泛參與，也缺一不可。
4.時間上，當下與未來的平衡
城市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大多智慧城市的規劃設計都著重解決當下的問題，而未考慮到城市的流動性。智能化固然是趨勢，但城市形態不只取決于技術的包裝、驅動，還取決于生態、人文等因素的影響。
比如說，當前已出現城市收縮現象，假設某個城市50年后人口大幅減少，到時候需要什么樣的智慧城市？
這可能和當下規劃的背景完全不同。因為人口變化可能會帶來很多連鎖反應或者滯后效應，如何把這樣的未來因素考慮在內，也是智慧城市建設中不容忽略的問題。
三、回顧歷史，城市的發展從來都是磕磕碰碰、飽受非議
巴黎大改造前，法國的知識分子近乎詛*般地抱怨這座城市的臟、亂、差，慘無人道的生活空間和不可理喻的貧富差距。大改造后，奧斯曼的計劃實際上解決了不少當年巴黎存在的問題，并讓大改造成為拿破侖三世留下的為數不多的正面政治遺產。
但是大改造本身又創造了許多新的問題，抱怨依然存在，對其詛*的程度并沒有減退。城市的發展歷程大抵都是這樣，充滿著問題，解決一部分問題后又引發新的問題，智慧城市亦是如此。
城市始終是一個有機生命體，不是一次性交鑰匙工程，基礎設施體系的改造相對容易，但社會系統運行的慣性、人性和習慣的改變，起碼要靠代際的周期才能切換過來。同時，發展的實際意義也始終在人——只有人們產生向往美好的動力，城市才能真正地進步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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