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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安防展覽網 媒體導讀】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是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依法注冊從事對外投資、對外承包工程、勞務合作和其他經濟技術合作業務的企業及開展相關活動的單位依法自愿成立的具有社團法人資格的全國性行業社會團體。新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1947億元人民幣(合317.6億美元)，同比增長17.6%，新簽合同額2795億元人民幣(合455.9億美元)，同比增長29.7%。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會長刁春和表示，對外承包工程作為貨物貿易、技術貿易和服務貿易的綜合載體，在自身快速發展的同時，帶動了原材料、設備出口，也帶動了運輸業、電信業、金融業、航空、保險等相關行業的發展。在我國對外承包工程商發展的同時，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咨詢部主任譚家盈指出“近些年來，經濟大動蕩、政治格局大調整、地區局勢沖突、恐怖主義威脅等諸多因素，給境外中資企業和人員帶來越來越大的威脅，安全問題對我們的影響越來越顯著。”
　　
　　自2001年加入WTO后隨著中外交流的增強、走出去戰略進一步實施，中國企業面臨的海外安全風險才日趨嚴重。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面臨的六大風險
　　
　　2014年，受商務部合作司委托，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研發的《境外企業項目外源風險管控評價體系》正式出臺，其對境外企業所遇到的外部環境的風險進行分類，界定了六大類外源風險，分別為：政治風險、恐怖主義和社會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環境風險和醫療衛生風險。
　　
　　“政局不穩、政府腐敗效率低下、國家征收、政府違約等，是政治風險的主要表現。”譚家盈介紹，“近期希臘重新審核港口收購計劃、墨西哥高鐵取消中標結果，以及敘利亞和埃及*，這些都屬于政治風險的范圍。”
　　
　　《中國企業化報告（2014）藍皮書》曾分析，在2005至2014年發生的120起“走出去”失敗案例中，有25%是因為政治原因所致，有8%的投資事件在審批環節因東道國政治派系力量的阻撓而失敗，還有17%是在運營過程中因東道國政治動蕩領導人更迭等原因而遭受損失。政治風險往往還會伴隨著恐怖主義及社會風險。
　　
　　“一些國家尤其是在大選階段，會發生*、打砸搶等事故，這些我們都遇到過，當年肯尼亞大選的時候，就遇到了騷亂，被燒了汽車。”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盧山表示。1989年，這家企業曾經遭遇了一次索馬里青年黨的越境襲擊，“索馬里青年黨認為肯尼亞在殖民地時，英國把一部分的土地劃到肯尼亞，所以他們一直在爭取土地的權利；他們本身也是索馬里國家動蕩的源泉。”盧山說。恐怖主義和社會風險也是海外安全風險中為突出的一類。之所以將兩者歸為一類，譚家盈解釋說，是因為兩者其實有交叉的部分。
　　
　　例如前幾年中地海外建設集團有限公司遭遇的乍得動亂。“我們上百個中國人盡數撤退到喀麥隆，盡管后來房子被砸了，值錢的東西都被搶走了，損失了幾千萬元。”中地海外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人力資源總監何偉說。
　　
　　第三類是經濟風險。譚家盈說：“國家宏觀經濟的調整、金融危機、貨幣升值貶值，這些都關系到境外中資企業的生存命脈。”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亦緊密相關。盧山舉例，“比如說某國石油價格下滑，就會造成就業不足，由于生活所迫，失業人員往往會搶劫中資企業。”再比如之前盧布暴跌，雖然是投資的好機會，但對已在當地投入項目的承包商是巨大的損失。
　　
　　法律風險除了常見的合同糾紛、業主違約之外，還有環保問題。如沒有充分了解當地環保的規定，違背了環保法的后果是十分嚴重的。“自然災害，如地震、颶風、海嘯等也屬于環境風險。周邊環境比如路橋是否通暢，是否有村落等地理設施障礙都屬于此類。”譚家盈說，醫療衛生風險則主要指的是疾病疫情和當地醫療衛生條件，比如埃博拉病毒。
　　
　　何偉提到，海外遭遇的醫療衛生風險：“之前埃博拉病毒在利比亞肆虐時，我們本著以人為本的理念，寧愿丟項目、不可失人才，把員工都撤走了，房子也不要了，只雇一個當地人在那兒看著。”
　　
　　安保服務空白
　　
　　2011年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編寫了《境外中資企業機構和人員安全管理指南》。它后來被商務部以文件形式正式在行業內印發。在此基礎上，2012年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又推出境外安全管理服務平臺，它面向企業境外項目提供風險管理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圍繞企業的法律、安全、人事、海外業務等部門提供系統集成服務的綜合性公眾服務平臺。
　　
　　對于企業來說，其實安全風險是一個系統問題。許多中國企業即使設立了風險控制部門，但投資風險的研究人員人數很少，風險分析能力較差。雖然可以從駐外*和國內政策銀行處獲得有關國家風險評級的資料，但*和銀行不屬于專業性的風險評級機構，其信息采集過程的客觀性和研究過程的科學性也難以得到保證。
　　
　　譚家盈表示：“上的通用做法是聘請第三方專業機構做安保工作。”譬如，中地海外就邀請國內較為中安特衛咨詢服務中心幫助提供安全咨詢服務。同時還會聘請駐地的安保公司，和當地的警察、駐軍聯系，保護員工安全。
　　
　　也有國內企業與外資中介機構合作，但需“防范國內企業商業機密的泄漏、外資中介機構與利益方的合謀。”事實上，此類安全風險并非一般安保問題，正如該平臺的目標：為企業提供安保安防、保險保障、法律支持、緊急救援、安全培訓、信息預警、醫療衛生、遠程通訊、應用工具等九大服務。
　　
　　以安保安防為例，盧山表示，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在肯尼亞修建蒙內鐵路，有1700多名中國員工和7000多名當地員工，雇傭了900多名武裝警察。到目前的高峰期中國人達到3000名，當地武裝警察人數也會聘至3000人。
　　
　　其實在西方安保企業，除了一線武裝人員，安全顧問才是真正重要的角色。這也是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境外安全管理服務平臺正在極力打造的部分，至少是目前中國安保企業無法提供的服務。
　　
　　這些安全顧問可以結合業主具體情況設計方案，比如指出安全漏洞、制訂緊急狀態應對預案等。不過，作為安保行業里的人才，聘請一名專職安全顧問每年需要花費百萬元人民幣以上。
　　
　　譚家盈說，在高風險地區，由5~10家企業分攤一名安全顧問的成本比較實際，“他可在幾個企業里來回巡查，進行營地安防的改進、員工的培訓等,乃至組織區域的中資企業互助機制。”
　　
　　即使企業們提了將近十年，但與西方企業相比，如今海外的中資企業仍然缺乏足夠的信息預警：即通過國家、市場等風險地圖技術，為企業提供風險監測、分析和預警等服務。
　　
　　對此類服務，中地海外建設集團有限公司運營總監袁鋒鈞深有感觸。他講述：“我之前遇到過一個荷蘭人，他一到尼日利亞，荷蘭駐尼日利亞*就會告知他放好護照、隨身攜帶1000美元、如果尼日利亞發生大規模的動亂，便捷的方式就是從卡諾坐車，越境到尼日爾，聯系荷蘭駐尼日爾大*。”
　　
　　“荷蘭大*會對每個地方都做個比較全面的評估，告訴本國人員當地有哪些風險，如何應對，并將要點寫清。”袁鋒鈞解釋說，比較而言，“目前我們政府提供的相關信息還不夠具體，主要還是提醒投資方面的風險；大*也經常會發一些短信，但都太籠統，借鑒意義不大，深度、廣度、專業性還是差一些。”
　　
　　有人故去了怎么送回國
　　
　　事實上，無論再完善的預警、安保機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損失，“從對待保險保障的思維上，可看出東西方的文化差異。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愿意用百分之一的既定成本來防范風險可能造成的的損失，而中國很多企業則常冒險以的代價來賭百分之一的利潤，他會認為風險是小概率事件，并輕視它。”譚家盈說。
　　
　　以中國企業在利比亞的損失為例，出現問題的188億美元工程項目，投保覆蓋面僅為合同金額的5.68%，獲得不足7億元美元的保險賠付。保險服務主要包括境外人員人身意外傷害保險和境外工程險兩種。“工程險主要是保工程項目、機械設備等。在國外，工程險一定要有，且要求必須由在當地注冊的保險公司出保單，所以需要上的溝通和聯動，操作起來比較復雜。”譚家盈解釋。
　　
　　和國內一些保險機構合作的人身意外傷害保險，承包商會有自己的優勢。譚家盈說，“我們的市場價格比國內其他保險公司要低，并且在保險條款上作了很多突破，如擴展了戰爭、恐怖襲擊等保險條款。此外，只要員工在境外，24小時都在保險責任范圍之內。很多國內的保險公司都不愿意這么做，因為風險較高。”總之，對于絕大多數中資企業來說，在海外還有很多方面需要學習。
　　
　　何偉說：“我們會請專業機構來給員工作*培訓，告訴他們在遇到搶劫、恐怖襲擊時如何處理。比如劫匪叫你掏錢包，錢包在上衣口袋里，你不能動手掏，得讓劫匪自己去拿，否則劫匪會覺得你正要掏槍。”
　　
　　譚家盈介紹，服務平臺也開發了固定的培訓模塊，有時也會根據會員企業的特殊需求，組織管理人員、供應商進行安全培訓。
　　
　　甚至于，境外安全管理服務平臺建立的救援服務體系——如24小時電話援助、咨詢，醫療評估，醫療轉運及住院治療，慰問探訪、陪護，醫療評估，身故遺體送返等——也是中國企業借助的渠道。
　　
　　“比如有一次，一個企業的員工去安哥拉出差時意外身亡，遺體的轉運就需要我們來幫忙。”譚家盈說。在一些醫療設備不完善的偏僻地點，由于不能做到一出事馬上救援，一些企業也十分注重加強醫療衛生服務方面的培訓。
　　
　　作為另外一種安全風險的應對，其實企業也需要通過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出入境體檢等，而項目醫療、衛生與保健預防方案，乃至防疫處置與職業健康等很多中資企業來說，還基本是一片空白。在一直從事中資企業海外安全風險應對的譚家盈看來，在未來，更復雜的文化、認知、價值觀等產生的“隱性風險”，都是必須面對的。“如果不解決安全風險問題，無論‘一帶一路’還是互聯互通都將面對極大挑戰。但對于很多正準備走出去的中國企業來說，還不知道到底會面對何種風險。”他說。